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中晚唐和五代一向被视为“乱世”。的确，自安史之乱开始，强盛的唐帝国就骤然步入衰落乃至灭亡的历史进程，直到北宋建立后，中国才重新走向和平和繁荣。职此之故，对于许多仰慕大唐盛世的历史爱好者来说，中晚唐和五代似乎是一个不值得予以关注的时期。然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个时期恰恰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

《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张天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晚唐和五代时期，河北地区发生的最重要历史事件，莫过于藩镇的兴起。藩镇的兴起、存在、消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切入点。

社会流动问题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所谓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社会地位的变化，即从某一社会阶层到另一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不同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多种形式：根据方向，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根据范围，可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根据规模，可分为个体社会流动和团体社会流动；根据原因，可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根据方式，可分为竞争性流动和赞助性流动；等等。社会学家认为，社会流动有利于人尽其才，推动人力资源使用的合理化，因此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同时，社会越开放，阶层的流动率越高，流动所需的时间越短，流动的幅度也越大；反之亦然。因为社会流动使处于各阶层中的人都能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因此可以减少社会冲突，起到“安全阀”的作用。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转折的时期，社会流动是此时期中国社会变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唐代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的研究，集中在垂直流动的问题上，即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是根据什么样的选举制度来组成，是否具有吐故纳新的机制，从而在代与代之间形成精英阶层的循环和流动。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上，海内外学者都将科举制度作为中心，并在科举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然而，正如杜希德、孙国栋、毛汉光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唐代的科举考试使一批声望相对不太显赫的地方士族子弟得以入仕，但并未使普通人家的子弟在向上的社会流动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科举考试只是世家大族的一种“圈内竞争”，并未成为唐代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我们对于唐代和五代社会流动的研究，还需要注意科举之外的其他流动渠道，研究不同地域社会流动的具体形式，以及社会流动的多重影响等问题。

在唐代和五代的河北地区，科举制度显然不是促成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了河朔地区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别于唐廷控制的顺地，指出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统治阶级的升降，“可分为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因此，将社会流动的方法和视角与河朔藩镇统治下的地域社会经济相结合来进行研究，深入剖析藩镇统治下的河朔地域社会，对于认识唐代以及之后的华北社会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微观史学”。同时，本书顺应了把微观史和宏大叙事结合起来的研究新潮流。

以往学界在唐代河朔藩镇研究上成果甚丰，为后人的藩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正因如此，后人要在这个研究中更上一层楼，其难度可想而知。之所以难，一个重要原因是史料问题，即资料不足。经过学界多年的努力，大量的碑志资料陆续得以整理出版。本书作者搜集整理了属于中晚唐五代初期河朔藩镇（763年—914年）的各种碑志300多方（通），加以逐个分析考证，最后选出其中翔实可靠的252方（通），成为本书研究的史料基础之一。本书作者本来已将传世史籍中的史料搜罗殆尽，再加上这批新史料，遂使得本书在史料上得以超越前贤，占有更为丰富的史料，从而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仅有史料是不够的，还需要合适的研究方法。大体而言，作者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本位，特别是在对一些基本资料的考订方面下了大功夫。同时，作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采取开放态度，努力学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从中引入合适的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对于辛勤收集和整理的碑志资料，作者大胆地使用了统计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研究。

由于选题重大，史料扎实，方法得当，本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唐史本是中国史研究的“重头戏”之一，中外学界在此领域中名家辈出，取得了光辉成就，从而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本书能够为其增添一份新光彩，是作者多年努力治学的结果。

是为序。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序发表时有删节）

原标题：深入了解中晚唐和五代“乱世”的一个切入点——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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